海边小说屋>青春都市>蜀源四万年 > 137第十六章“资阳人”研究的现实价值(六)
    彭邦本: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发展,须要走适合自身条件的路径,而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或区域,发展条件中最具特色、最为珍贵的资源,往往就是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资源。资阳地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闻名中外的“资阳人”时代,“资阳人”的学术文化价值甚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独特资源,对资阳市的知名度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资阳悠久的历史进程中诞生和创造的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灿烂。

    宋镇豪:在人类的进化系统中,“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对于人类文明溯源与中华人的深层次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资阳人”是人类智慧人进化到新人阶段的一个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川人的始祖,树立起川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掘“资阳人”与中华民族文化,探索“资阳人”与中华民族精神,加强文明建设,重视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宫长为:“资阳人”的发现与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契机,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全新的课题,它已经超越中国早期文化和文明的探源范围。相反,正在走进或者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文明的探源工作。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一个繁重的工作,需要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个或几个案例做起。今后的路还很漫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可谓路漫漫兮,吾将上下以求索。

    吕遵谔、胡昌钰等专家在《四川资阳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中生动地描写道:“根据动、植物化石和地层剖面,可以恢复更新世晚期鲤鱼桥一带的自然景观。当时的地貌和今天相似,但气候稍偏温凉湿润。……总之,当时鲤鱼桥周围森林繁茂,气候温暖而潮湿,适合各类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

    公丘子桓在《关于十万昆仑和赵家大树对山海经的研究》一文提出:我们华夏人建立了全球文明体系。无论是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洲(玛雅)文明,都是我们华夏人建立的文明。黄河流域并非在北纬30度一带,它不是人类赖以发展文明的黄金地段。因为人类早期文明非常依赖这种气候条件。翻开世界史,人类远古文明都集中在北纬30度一带。苏美尔,古埃及,印度,玛雅,无一例外。中国文明发源也不可能逃出这个定律。北纬30度黄金地带文明,就是一个完整的华夏文明圈。《圣经》里记载的中国人就是示那人,也就是苏美尔人。

    姚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指出: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于零。围绕着甲骨文中出现的关于地名的字的考证,通过多方的比较与排除,参考了众多的资料,将这些地名确定在四川。通过对于地望的研究,对于中华上古文明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明确了西南特别是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四川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考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反动,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另外一条途径,另外一种起源的可能。

    维舟在《中国西南的文明曙光--评姚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中说:通过对《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向来被认为荒诞不经的史料的解读,他从西南地区的神话、崇拜入手,试图复原尚处于文明曙光时期的西南文化。这些记载有一些是相当可贵的史料,反映了西南当时有异于中原的信仰和习惯,如江神被称为帝、头戴恐怖面具以驱吓恶鬼、蛇崇拜与象征复活的鱼图腾、纵目人神话。他肯定了史学家蒙文通的发现,《山海经》中的中山经与海内经都把四川视为天下之中,前者对巴蜀山川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部分即便不是出于巴蜀人立场所作,至少作者对于巴蜀史地的知识极丰富。

    汉之战虎《三星堆文化解读——古蜀的巅峰》提出大禹的启示:他的政治中心究竟在哪里?如在三峡之下,显然他不会拓宽三峡,让汹涌的洪水去冲毁自己的国家。如在黄河流域,那他为什么要去疏通三峡?向巴人奉献爱心?那又为何要置下游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再说,南蛮会拱手让道,任他引来特大的洪水?另外,他会盟诸侯,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势力中心,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非得跑到会稽这个蛮荒的地方去?并且与传统的“有凤来仪”的王朝思想也是明显的背道而驰的。会稽山是古代一座很有名的山,大禹会盟、祭祀、婚姻、丧葬以及诛防风五件大事都在这里,它会离夏都远吗?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是集权唯我独尊的王朝思想,一旦政权方位变更,内容也会面目全非。商周时期,政治中心确在黄河,但不等于从来如此。南方的气候更适合人类生存,赤身裸体的人们也更容易渡过饥寒交迫的日子。原始文明本来就是由南而北的。夏桀南逃正暗示着南方是他的老巢。逃跑就是想脱离危险,逃往自己的老巢首选。

    不才读《山海经》认为:中国历史记载非常完整、清晰和明确,是因为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摆脱了神权和神权统治的缘故。实际上中国的文明史比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都要古老和久远。因为从史料的记载中,当中国已经进入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印度还是婆罗门,也即是祭司(僧侣)们高高在上的时代。看看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的教皇、大主教、主教、牧师、神父们,还有那些传教士们,他们同样属于神权的时代。巫可说是神权的象征和代表,他们掌握知识,为王权服务,为最高的统治者效命,不断的游走各方势力之间,获得超然的地位,以及书写《山海经》的便利。

    王巍在《以科学态度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文中强调:考古学是一项充满未知的学问,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很可能推翻原有的认识。所以,我们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强调一点,都是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得出的,将来如果有新的发现,难免会有进一步的修正。人类由发现食物、采集食物阶段,发展到“现龙在田”的种植食物的农业阶段,文明就大现于天下了。用这个标准来看“资阳人”恐怕还处在“潜龙勿用”的“萌芽孵甲”(这是文明一词最早的含义)的营养材料积累的前夜准备阶段吧。“资阳人”骨针的制作有巨大的进步。骨制磨制技术可能是石器磨制技术的先驱。“资阳人”的穿孔石珠制作的比较精致,其穿孔和磨光技术在人类生产工艺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翦伯赞说:“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分布提出了新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顾颉刚用毕生精力研究昆仑后指出:昆仑神话就是当时的四川一带流传到中原的。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认为:“文明的降生,从文化以及编年上来看,都是通过一系列文化的过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时脱颖而出的。”

    李四光经过研究“资阳人”后,在《人类的出现》特别指出:“资阳人”头骨化石显示新人黄种人的特征。这就是说资阳人、巴蜀人、中国人这些黄种人的特征早在4万年前就具备了,怎么能说中国人是外来人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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