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尤其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青年们对于新式服饰的追求，使得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一直处于相对高的位置。与此相对的是，属于初级农产品的棉花价格却一直相对偏低。同一时段，国內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城镇人口人均布料供给一减再减。
以陈云为主的经济方向的领导，提出进口棉花，利用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加工成棉布，再将出售棉布换回的外汇用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产设备。
不想，这一主张刚以提出，便被那些有心人士以极“左”思潮压制，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加以批判。他们不仅对操作细则吹毛求疵，更是鸡蛋里挑骨头，对申请报告的字眼曲解，进而展开言论攻击。
与此同时，也有人心平气和地提出异议，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
面对质疑，陈云坚决地指出：“我们做工作，的确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但是不能教条主义。我们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大道理要讲清楚，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国外利用信贷建立工厂，提高人们的收入，这都是存在很久的经济行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好不用的区别。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只要我们发现了错误，及时改正，这也是发展中必然存在的一个过程。”
陈云再次主张：“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应该这样做。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稀少。我们应该利用外国的科学产品，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和其他高价格的产品。利用低廉的劳动力，通过赚取两者之间的价差，来提高国内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
利用国內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其实，这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将华国置身于国际贸易中，充分有效利用国内劳动力资源，一方面可以赚取大额外汇，一方面减轻劳动力闲置带来的社会问题。简直是一举数得，利国利民。
这项思想，与总规划师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将其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２０世纪０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其实都是一脉相承。
这一想法，得到了老人家和二号首长的大力支持，力排众议，在全国展开工作。
于是，从1961年开始，外贸部门进口了超过千万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內需要。
外贸部门和计委等通力合作，全力推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改革，争取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
为了更好的扩大生产，满足国内日益增加的需求，决策层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的成套设备方案。这套方案涉及项目众多，数额巨大，其中包括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大电站和一系列轧钢机、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大型工业项目。
陈云为主的外贸主管竭尽全力予以支持，同时特别提出：“我们不懂外国的商业操作，之前吃了不少亏。这次引进大型机械时，一定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与此同时，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着重学习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买设备的经验，向当年的经办人员打听操作细节。从而做到吸取教训，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进入62年，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工作汇报时，郑重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同时安排专业人才全程跟进。因为，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不管怎么计算，都很不合算。另外，如果有机会，应该要争取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和科技技术，提升国内生产效率。
江秘书等人，不敢直接反对老人家已经批准的外贸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
他们公开撰文，说这是“洋奴”，是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陈云愤然而起，拍案直言,如果有人批评说这是“洋奴”，那我就做一次“洋奴”！
一招不行，很快，江秘书等人又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剝削”。
陈云经过冷静思考，针锋相对地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买粮的行为，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整整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剝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两方展开舆论战，观点针锋相对。
随着战火绵延，有心人开始挑事，故意把战线扩大，甚至往思想线路方向引战。
一时之间，各种“思想”、“路线”、“思潮”席卷了各大报纸，搅乱了国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
这一混乱的局面，惹得老人家和二号首长极其不悦。